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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 这些学术热点你真的研究透了吗?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迎来了大发展。这40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其中又出现过哪些研究热点和颇具影响力的观点?

中国高等教育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吴愈晓、杜思佳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建设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规模、质量、公平和国际影响等各个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发展不均衡和“大而不强”的挑战。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40年来,在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公平方面,是自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后,“谁获得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主要议题。家庭背景与高等教育获得方面,关于高等教育获得差异的解释,主要有精英流动和社会再生产两种理论取向。高等教育获得的城乡差异方面,目前关于城乡出身与高等教育获得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展开的。高等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方面,主要有三条脉络:其一是探讨中国教育机会性别差异的演变趋势。其二是探讨高等教育获得性别平等化的原因。其三是检验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是否存在群体差异。高等教育的求学过程方面,除了探讨高等教育获得和升学机会外,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不同群体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学习和生活经历,阐明学校过程如何形塑或改造了不同阶层整体的际遇。

中国国际关系学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存刚认为,40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成就主要有:

其一,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国学者已经基本完成对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介。

其二,上世纪80年代初,一些学者开始向国内学界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随后大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著作的汉译本陆续出版。

其三,在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国际关系的演进状况和中国外交的具体实践,国际关系研究主题日趋丰富。一方面,传统议题研究推陈出新,如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时代主题、国际格局、国际体系等方面的研究角度不断扩展;另一方面,新议题不断涌现,如全球治理、新型国际关系等方面研究受到关注。由此,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的理解日益深刻,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把握更加准确。在研究方法方面呈现多元多样特点,既有对传统人文方法的沿袭,也有对大数据等新方法的尝试。

其四,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论自信、学术自信日益增强。学界逐渐跳出以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强权政治等为基础的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窠臼,提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着力打破国际关系理论由西方学者垄断的局面。

其五,目前,中国设置国际政治本科及外交学、国际事务等相近专业的高校有近百所,国际问题类研究机构大量涌现。学术机构和学科点建设为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机制和人才保障。

经济学界对于改革开放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认为,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人民感受到的生活水平的改善前所未有,是世界发展史中的奇迹。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是人口红利,充分条件则是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资源的重新配置,把人口红利转化成了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然而,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自2010年达到峰值以后开始出现负增长,人口红利消失。未来中国要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从依靠人口红利向依靠改革红利转变,如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促进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

对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辉煌成就的内在逻辑进行了以下梳理:

一是,在一个根本目标的指引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拘泥于模式。中国的改革最初是没有蓝图的,但有明确的方向——即为了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这样一个根本的目标,中国可以借鉴所有可以借鉴的经验,所以中国接受了市场经济。

二是,正确的意识形态才可能真正让改革向前推进。以扶贫为例,扶贫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越到最后,剩下几千万贫困人口的时候,就越难推进。到了这个时候,很多国家都推不动了。在这个时候,当有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时,才真正管用。

对于改革开放,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主要关注:第一、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可以取得这么快速的增长?第二、中国还是中国,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人民、同样的政府,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那么贫困,不能有同样的快速发展?第三、中国取得这么快速的发展和成绩,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怎么解决?第四、解决贫困问题、实现国家繁荣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共同的愿望,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有什么借鉴意义?第五、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成绩,对经济学来讲,到底有什么借鉴意义?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教授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认为,正如世界上大多数资源丰富的国家一样,中国本可以依赖其自然资源的禀赋,如石油煤炭等,以求发展,但中国并没有选择这么做,而是另辟蹊径,选择创新发展的模式。此外,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充分地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以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甚至是,在不同的地域之间,也存在着相互的竞争关系,如深圳、上海,以及新兴崛起的城市如合肥、青岛。

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张伯江认为,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改革开放,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转折,我国的语言研究也开启了蓬勃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国际上语言学理论发展最快的时期,几个重要的语言学流派都在这时形成,尽管学术理念各异,但都突破了以往基于印欧语构建语言理论的做法,寻求世界上各种不同类型语言之间的深层次共性。80年代末90年代初,汉语学界一些有识之士敏锐地注意到这一重要走向,开始关注国外语言学理论最新动向。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界的交流全面展开,国外语言学的重要学说相继引入汉语研究。20世纪60年代起,国际语言学研究的主流已经告别结构主义的描写主义语言学,侧重点由语言描写转向语言解释,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美国的形式主义语言学了。

20世纪90年代以后汉语的语言学研究全方位融入世界学术主流,在学术体系的逻辑化和学科体系的系统化方面成效显著,同时也不自觉地融进了西方学术的话语体系。70年代,吕叔湘先生在谈到建立汉语的语法体系时,就强调不能用有形态语言的语法来说明汉语,“假如一心要找个方的,就可能看不见圆的。”80年代,朱德熙先生进一步指出:汉语缺乏形态是一眼就可以看清楚的事实,只有经过仔细的分析和比较,才能看清这个简单的现象背后的深刻的含义。

历史学

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对于各个朝代的历史都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组织的清史纂修工程,极大推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朝代清朝历史的研究。清史纂修工程由著名清史专家戴逸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汇集一大批清史学者,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修史传统,对清史开展全面研究。经过10余年时间,清史纂修主体工程大约100卷3000多万字的文稿撰写已经结束,不久就应该可以与公众见面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大变化是学科对象的变化。我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作过长时间的学术讨论。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认为这样分期并不科学。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历史研究中,有关近代中国的发展规律引起学者的关注。关于抗战史研究,国家安排了抗战研究专项工程,支持抗战史研究。作为成果之一,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已经上线,引起学者们普遍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史研究成绩显著。我国世界史学者一直致力于摆脱“西欧中心论”的研究思维和编撰模式,也在力图与前苏联的教条主义模式相区别,思考建立中国学者的世界史研究思维和编撰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界为构建我国历史学的理论体系作出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个任务远未完成。

马克思主义法学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祝捷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其一,基础理论研究持续深化。继承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思想精髓,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内涵、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通过学理研究提炼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本质特征和内容体系,不断体现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科学性、真理性和规律性,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法学教育、法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提供理论支撑。

其二,形成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理论成果。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在不同阶段的发展成果,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的法治建设思想,特别是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关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阐释习近平同志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和重大论断。

其三,回应法治建设重大现实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立场,积极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考和分析法治建设中的各类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

其四,前沿领域研究不断拓展。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围绕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概念、法律本质和法律现象,如何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进法治建设,如何在法治建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法学带来的新变化,如何看待科技革命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对法律上层建筑的影响等问题展开讨论。

中国社会保障学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认为,2007年,在中央的高度重视下,理论学术界组织开展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2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研讨,其中高校社会保障专任教师占60%以上,核心组成员中社会保障专家占80%以上,所完成的重要成果是《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及其衍生的四卷本成果。

伴随社会保障改革从试点进入成熟、定型发展新阶段,急需对中国社会保障的发展道路、价值取向、目标追求、体系建构与行动方案进行深入研究。过去5年,各种观点纷呈,著述丰富。特别是《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等年度报告的出版,对社会保障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促进学术界在社会保障发展理念是基于互助共济还是个人主义、是基于社会公正还是效率优先等问题上增进了共识。被中宣部、教育部列入重大项目的社会保障课题达50多项,一大批研究成果被立法与改革方案吸收。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制定慈善法以及具体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案的背后,均有相应的理论学术成果支撑。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也从以定性研究为主走向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精算技术、模型应用开始进入社会保障学术领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官网、《社会发展研究》等